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时候,忽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感。也许在别人看来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而我也确实认同这个观点。只是《西漂十年》的写作于我而言,却并非一件完全快乐的事情。如果让我用四个字来概括整个写作过程中的心情,那我只能选择:悲欣交集。
因为这是一部个人心灵史,是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甚至整个世界的搏斗过程。这个人内心脆弱、敏感多情,却又时时刻刻充满着防御与猜疑,他总是在过度的自信与自卑中彷徨不安。这个人怀抱着梦想的烛火,在遍布泥泞的沼泽与水域中艰难前行,他时时竖起耳朵保持警醒,渴望感受来自世界的温暖,最终听到的却只是自己内心静寂而又顽强的心跳。这个人从离开故乡柔软土壤的那一刻起,他的灵魂就充满了不安,他急于想把自己还带着泥腥味的根须扎进城市的钢铁丛林,却因而被伤得体无完肤。他被城市文明的光环所诱惑,却又无法斩断乡土的根须。他被爱情的芬芳与青春的瑰丽所吸引,不顾一切地与魔鬼签约,从而将灵魂抵押,痛苦与煎熬因此相继而来,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永久地轮回,从此永无安宁。
中国社会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便急速进入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和城市边缘的土地相继沦陷,作为新的社会主体之一,我们80后的命运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当我们进入大学并毕业步入社会之时,适逢城市大肆扩张、高等教育产业化之始。这一时期,从外部宏观地看,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中国对外影响力在不断提升;从内部微观地看,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处于转型期,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增强,这种内部的变动愈来愈剧烈,影响最深广的正是风华正茂、心怀理想的青年学子。
社会学家为了研究区分的方便,便以十年为一个时间隔段将处于中国社会转型期中的青年划分为70后、80后、90后三个代际。(当然还有50、60以及00后,只是50、60已经处于中老年阶段,00后还没有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因此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80后首当其冲,可谓各种社会改革变动的一块试验田,就像一群被强行抛入改革激流之中的试水者,一切都是未知数。不同的是有的人是带着救生圈入水的,有的人刚落入水中就被早守候在一旁的救生艇甚至豪华游艇救起,剩下的则不论水性如何,都必须自己去趟,很多农村学子因此不可避免地落入了城中村这片汪洋大海之中。
城中村,顾名思义即是城市中的乡村,它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一个必然的过渡,是乡村走向城市之前的雏形,是城市的胚胎。它曲里拐弯的胡同小巷就像城市的胎盘一样孕育着城市的明天,但最终它必将被崭新的城市完全取代。
中国在历史上自从有了牛耕和铁器,长久以来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人们长期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之上,人口流动缓慢,整个社会结构处于单一的平面化状态。最初城镇的出现只是为了军事管辖上的方便,及至工商业产生和繁荣之后才有了市。城市的出现最初叫做“城”,产生于政治军事统辖上的需要,及至商业贸易和钱币的产生后才有了市。早期城和市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城是行政区划,市是交易场所。市多存在于城之中,而京畿大邑往往是市最发达的地区,久而久之,市的概念就含在了城的概念之内,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名词。
城的功能是镇守和监管,市的功能是以物易物、钱物互换。市的繁荣催生着城的扩张,城的发展催生了市的兴旺。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曾经有过像长安、洛阳、北京、苏杭、上海这样令世界瞩目的城市文明典范。
也许因为在整个农业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城镇化进程发展缓慢的原因,当时光踏入21世纪,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进入了一个飞跃的阶段,我们在一个时期的城市化发展进程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的总和!
农民工盲目且庞大的迁徙运动,使城镇人口的密度日益饱和,城市区域不断扩张,造城运动由此而始。只是在一个个新城不断产生的时候,农村的土地却逐渐荒芜、人烟稀疏,田园之中只剩下了老弱病残。大片大片的土地或被征用或被开发为商业用地,残存的乡村里不是荒凉寂静,就是严重污染。城市之中却因人口过度饱和而拥挤不堪,空气质量越来越差,恶劣气候越来越多,人们原本平和安静的心灵也变得愈来愈浮躁不安。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不免令人忧虑,日益恶劣的居住环境我们可以通过高科技来治理,可是面对骚动不安的灵魂,我们又该何去何从?
真正进入了小说情节的书写,我开始被故事带回童年的温暖记忆,带回大学校园的美好时光,回想那段青涩懵懂的爱情的芬芳,怀念同窗兄弟之间的深厚情谊。每每忆及这些,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常常一个人笑得满眼是泪。我不知道那是痛惜的泪,还是甜蜜的泪,但它足以让我知道在经历了人生的风雨之后我的心至少还是温热的。
只是写到城中村时,我的内心常常因为一些不堪的经历而疼痛到抽搐,因为在面对真实的生活和逼真到纤毫毕现的生活图景时,我的内心是那么地惊慌失措、狼狈不堪,差一点就到了落荒而逃的境地。痛苦的记忆,我们往往是不愿意再去揭那个疮疤的。但只要走过了那段最黑暗的日子,还是有勇气战胜自身的怯懦,向着未来和梦想继续前行。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当我们真的被逼进了墙角,退无可退了反而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事实也的确如此,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好时代,只要肯俯下身去,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生存,总不成问题。
用自己的劳动去换取衣食住行之需,本身就是一件成全自我尊严的事情,我们无须为此而觉得羞愧,相反我们应该为此而感到自豪。只有自己尊重自己,才能获得别人的尊重。尊严这种东西,其实是建立在一种平等的心态之上的。没有相互的平视和敢于平视的心态,尊重就无从谈起,而俯拜和仰视更多地只是建立在金钱与权力的崇拜之上。我想,那并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
奔走在城中村的十年,是我青春年华最美好的十年。十年转眼即逝,青春也如刹那芳华成为过眼烟云。这十年中,我的单车滚过城中村的角角落落,也把青春如同水银泻地般撒遍了所到之处的每一个角落。在北山门我努力挣脱稚嫩的学生面孔,在瓦胡同我把自己变成一个最卑微的报童,在和平门与龙首村我在文学青年与底层民工之间不停地互换角色,在张家堡我试图彻底地沦陷,以堕入地狱般的放逐寻求向天堂上升的阶梯。
那些风雨泥泞相伴的日子,那些漫天大雪的冰寒,甚至飞蛾扑火般的绚烂爱情,而今已皆成往事。而我所居住过的那些城中村也正应了那句戏词: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城中村在不断地加盖和不断地拆迁中灰飞烟灭,这座城市的底层记忆也跟着一同烟消云散。只是站在城中村的旧址之上,我心中昔日的图景依然历历在目。
这本书前后历时五年共计四十万字,前半部写成之后我便一直搁置不理,直到确定出版之后才放下手头的一切工作,花费一个多月一气呵成。搁置的原因不是我不想写完,而是后半部的书写实在太痛苦。因此当写完的时候,我几乎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从头打量这部书稿了。我想就这样吧,不是我对读者不负责任,而是我已经有一种把自己掏空了感觉。
在这本书最后的写作过程中,我也在经历着另一种人生的悲凉图景。我的两个亲舅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相继撒手人寰。二舅曾陪伴我度过了整个高中生活,他为人忠厚,勤劳朴实,热爱读书。他一生节俭,在家徒四壁的土窑洞里培养出了两个大学生,不到六十岁便得了食道癌。记得上高中时几乎每个冬天的夜晚,二舅都会帮我把炕烧得热热的,等我放学后陪我一起看书,休息。但今年春节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吃饭也只能吃流食。我离开时和二舅一起拍了张合影,然后和他说一定要等我写的书出版,我第一时间给他拿回来。当我回城之后,却在手机里怎么也找不到和二舅的合影了。我的心立时就慌作一团。紧接着在冰雪还未融化的早春里,便得到了二舅病逝的噩耗。
大舅已经七十多岁了,一米八的身高,长得帅气英武。在二舅去世之前的两个月大舅妈突然病故,大舅妈的病故对大舅的打击太大了。只是眼看着二舅在熬日子,大舅放心不下,等到看着二舅病逝安葬了,大舅的心里也泄了气。仅仅因为一场流感,就溘然长逝。
看着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到了垂暮之年,想到人生的晚景凄凉、枯索寡味,总令人心生凄冷悲凉之感。人生到了而立之年,总不免要迎来这种离别的场景。它在让我们感受时间的无情之时也在感悟着生命的真谛,亲情的可贵以及我们需要承担的责任;它需要我们忍住泪水,用悲壮的胸怀去承受这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这本书的出版缘起于文友万金阳同学的热情鼓励,后来她做了这本书的编辑参与了初稿的部分编校工作,再后来因为私人原因她辞职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北京闯荡江湖了。好在她一直在幕后热心关注和参与着这本书的出版进程,不遗余力地出谋划策,令我时时心生暖意。感谢二稿编辑曾亚琴女士的认真编校工作,让我认识到了自己写作中存在的很多不足,从中受益匪浅。当然我更要感谢我昔日的一帮中学同窗好友的慷慨解囊,没有他们的大力支持就没有这本书的呱呱坠地,尤其是高中死党张军峰对我的信任与支持令我时时心生愧意,怕我的文字辱没了他的盛情。我更要感谢恩师田俊鹏和侯刚等一帮大学同窗对我写作的肯定和鼓励,感谢我的母校西安欧亚学院校友会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
最后我要感谢的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雷涛老师的亲笔题名,雷涛老师书法家的声誉早就闻名遐迩,能够得到雷涛老师的墨宝我实在受之有愧,诚惶诚恐。感谢诗人左右、散文家邢小俊和青春文学家贾飞的倾情推荐,感谢插画师李艺阳与摄影师周东临的全力支持,感谢我的兄弟柴治平的呕心沥血之序言。同时我也感谢我的故乡彬县作协和彬县文联多年来对我的培养与支持,没有故乡文友的并肩学习、取长补短就没有我的今天。尤其是彬县本土作家大漠兄长《白土人》的创作和出版极大地鼓舞了我对《西漂十年》的写作信心,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简介:辛峰,1981年生于陕西彬县。西北大学中文本科学历。近年来在《散文诗》、《视野》、华商报、《豳风》、天涯文学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随笔、评论百余万字,著有长篇小说《西漂十年》。现就职西安某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