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园子——王文涛

  作者简介
  王文涛(1971-),笔名石夫,陕西省榆林市清涧人。中国散文诗作家协会、陕西省作家协会、村里人读书会会员,中学一级教师。著有中篇小说《山村人家》《立夏》,长篇小说《土城别传》。有作品发表于“青藤文学网”、“执手天涯网”、“中国作家网”等网站;作品发表入选《村里人故事》《三边文学》《西部文艺》《榆林新青年》《陕北》《油脉》《贵州文学》《中国青年诗选》《中国诗歌大观2015卷》《当代作家文学精品2016第一卷》《优秀作家作品精选》《中国当代诗人代表作名录》等刊本。
  《立夏》获首届“健康杯”全国散文、小说大赛三等奖。
  母亲的园子
  园子,即菜园子。在母亲病危的日子,她也没有忘记叫我们把窗前的那块儿园子种上;只是由于母亲的病,那块儿园子最终还是荒了。
                                                                                                        ——题记
  母亲,郝家墕公社高小毕业后,在18岁那年的腊月二十八,在一个飘着雪花儿的日子,响吹细打,从老庄的一眼小土窑里出嫁到三十里以外王家砭的一眼大石窑里,和大她七个月二十三天的父亲结成夫妻。这样说来,老庄外婆家沟对面的那一块园子,从此就由从大城市兰州走州过县,大半年光景,跟着当兵的外爷来到陕北的外婆,和常年害着胃病的外爷上肥、浇水、打掐营务了;这样说来,这块儿园子,该是不再属于母亲的了。
  父亲,原本是在城里念初中的,初三那年,只因为要闹一场“文革 ”,结果是扛着一把铁锨,心灰灰地回到了王家砭的一眼大石窑;结果是上外语大学的梦彻底破灭了。
  和母亲结婚成家后,身体单薄,面黄肌瘦的父亲实在不是受苦的把式。好在,没受两年苦的父亲,被调到城里的"356"(1970年中央连续发的3号、5号、6号文件,指示打击反革命活动)去写材料了。这一去就是大半年的光景,回家后不多时,父亲就在庄里当了代教。从代教到民办教师到转正,以及调动、搬家石嘴驿社办中学、城里的广播电视大学,再到后来搬家王家湾、砖瓦厂,每到一处,母亲都不忘给自己平整一块儿园子。这样一算,母亲一生准确地说,是营务了五块儿大小不等的园子。
  母亲,出生在老庄小庄子的那一眼小土窑里,她和五六十年代陕北农村所有的孩子一样,她的童年该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她的童年又该是快乐的、幸福的;她的童年该是对这个世界,同样充满着无限的希望,甚至是无限的幻想的。母亲,在这个小庄子健康地成长,而后出嫁到三十里外的王家砭,便开始了打坝、修梯田,开始了早出晚归,山里沟里的劳动生活。母亲,生活了十六年的那一眼大石窑,和右面爷爷住的窑,左面大爷家的两眼窑呈一线,四眼旧式石窑,横石片儿砌起一人高的围墙,正中间是木椽、石板儿和横石片儿盖起的大门——大门的方向,是稍稍向左的。大门外,右面围墙外,靠右端是母亲用横石片儿、石块儿圈起的一块儿一步宽,两步长的园子。
  记忆里,这是母亲的第一块园子,虽是不够大,虽是土质也不怎么好,但母亲总是在春种季节把父亲在大门外拐角处沤好的粪,拿小铁锨铲上一些细细撒在那原本贫瘠的地上,然后脚踏着铁锨一下又一下翻那地。接着,用耙子平整那地,不多时,大小不等的三畦园子就有了模样(母亲总是习惯把菜园子叫园子的)。两畦大一点的菜畦,母亲会种上柿子,或者黄瓜,或者茄子,末梢的那一畦小而且又不怎么规则,母亲则会栽成韭菜——韭菜省事,又好活,而且栽上一回就再也不用管了,冬季盖一些粪也是不会冻死的。
  小的时候,每每遇到母亲翻地种菜,或是上粪浇水,或是打掐、摘那鲜红的、脆绿的柿子和辣子,或是割一把儿嫩绿鲜活的韭菜,我总是跟着母亲走向那和我差不多高低的园子,我总是双手扳着那石墙上牢靠的石块儿,安静地看母亲在里面忙绿着。这时候,我也总能看见母亲一面举着沾满泥土的手擦拭额上,或是脸上的汗,一面又把手里的那些柿子、辣子举起给我看,我也总能看见母亲消瘦的脸上闪着愉快的、幸福的笑。而且,母亲又总会对着傻呆呆笑着的我问一句:
  小卫呀,你看妈这园子营务得美不美?
  美着哩,当然是美着哩!我答应着母亲,一面依旧傻呆呆地笑着。
  美着哩,美着哩红的绿的!母亲,有时候又像是自言自语一般。
  王家砭,母亲在那一眼旧式石窑里生活了16年。母亲,34岁那年,也就是1985年夏初的一天,由于父亲的民办教师转正和工作调动,母亲带着我们把家由农村搬到了二十里外的石嘴驿中学。至此,母亲和我们告别了晚上点煤油灯的时代。
  农业社打烂,单干后,驴拉着架子车,装着缝纫机和一对平箱,装着两条水瓮、被褥和锅碗瓢盆,在阳光下,我们沿着后沟爬上一道高高的坝粱,走过一坝柳树,再翻过一座十里路的大山,出了那面的沟口就是石嘴驿公社了。沿着油漆公路,向北转过一道大弯,那白杨树掩映着的中学便出现在母亲,和我们的眼前。父亲的办公窑,也是我们的新家,是三斋靠北数第八眼窑(左隔壁是图书馆,我记得清楚)。窑显然要比老家的旧式石窑小得多,但白亮白亮的,而且地上还铺着砖,而且窑里有办公桌椅子和书柜,最要紧的是还有电棒——第一次见到电棒这种东西,明晃晃的好别提心里有多美了。一线三十眼石窑的院子,那叫一个大,那叫一个敞亮。母亲一下子就觉得仿佛这是天底下最好的生活了。原因是,下面一斋的会议室里有彩色电视机;原因是,右面沟底还给我们分了展展样样八畦的一块儿园子。这便是母亲的第二块园子。
  八畦园子,既平整又肥美,而且还能放水,那该是多么好的一块儿园子啊!有了属于自己的八畦园子呢,母亲就谋算着种上这样,栽上那样,高兴得她整夜整夜睡不实在。首先是玉米,玉米棒棒煮的最好吃,父亲爱吃,母亲爱吃,我们也爱吃;所以玉米是一定要种的,而且要种成白玉米;而且玉米地里还要种上豆角,这样豆角既省了用杆杆架,还节省园子。其次是柿子、茄子、辣子、白菜和茴子白,最后也不忘在靠近梯田根的一畦,再栽一畦韭菜。哦,对了,在靠近梯田畔上,母亲还要种上一溜儿南瓜的。这样一计划,母亲又仿佛觉得那一块儿八畦园子里满是青的红的柿子,吐着粉红樱樱的玉米棒棒,还有小的大的茄子,胖的瘦的豆角,或者展开的白菜,或者半包、全包的茴子白,或红的绿的辣椒。
  父亲的工资,一月也就一百来块的样子,供我们上学、生活,光景总是过得紧巴巴的。母亲又是一个一贯闲不下来的人,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营务沟底的八畦园子。母亲说,只要把这八畦园子营务好,满年四季的副食基本就够吃了。这样,一早一晚,母亲不是担着桶扛着锄,就是挎个筐子提着小镢忙碌在园子里,或是浇水,或是打掐,要么就摘一些辣子、柿子、豆角什么的。这样呢,大多时候,剪去双辫儿,留成“短冒盖”发型的母亲,总会出现在从沟底八畦园子到中学三斋靠北的那一条弯曲而陡峭的小路上。而且,她还显得消瘦的肩膀上总是扛着锄头、镢头,或者铁锨;而且,她的手里似乎又永远也不空着,就算枯死的树枝儿,她也总要拾些回来的。
  1988年冬天,对于母亲和我们是一个难忘的冬天,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冬天。用母亲的话说,受了大半年的委屈啊,最终还是得到了好的结果,我们最终还是逃出了苦海!原因是,父亲出色的教学工作遭一位校领导的妒忌,加上个别教师扇阴风点鬼火,致使母亲担惊受怕,致使一贯良善的母亲以泪洗面,致使我们原本愉悦幸福的生活蒙上了灰,蒙上了苦难的阴影。所谓苦尽甜来,老天爷总是眷顾一心向善的人的,好在事情最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母亲的脸上又有了往日的笑容。
  这一年的冬天,算是破天荒,父亲被调进城里工作,而且还是电大——“陕西省广播电视大学”的副教导主任。
  所谓电大,地处县城南端两公里外,是和党校、百货公司、大修厂成一个整体的,三排石窑,三个大院儿,那气派远远要比石嘴驿中学大得多,而且宽大的河对面还坐落着一院叫“魁星楼”的古寺,风景既然是别致的。二斋靠北紧挨路洞六眼石窑是属于电大的办公场所,父亲的办公窑兼我们的家就是向北数第四眼石窑。正对着石窑六步开外处,端端正正,是一块儿左右各三畦(共六畦)的园子,只是时值寒冬看上去有些荒凉而已。这便是属于母亲的第三块园子,母亲就想,等到来年开春季节,经过自己精心营务,这满园子一定又是红的绿的、青的紫的鲜活脆亮的辣椒、柿子、茄子,或者是玉米、豆角什么的。
  这一年,母亲38岁。对于自小就吃惯了苦,受惯了罪的母亲,她是闲不住的。从农村老家到公社的中学,再到一个对于母亲和我们来说的大世界——城里,母亲就更是有了些想法的。大哥已经上了师范学校,我和三弟也开始在城里念初中了,仅靠父亲一个人的死工资,受穷的光景什么时候才能得以改变呢?而且,三个小子将来总不能不娶婆姨吧,穷家薄业的谁家的女子能看上?思前想后,盘算了再盘算,母亲除过精心营务院子里的六畦园子以外,她决定要借着城里五花八门的市场做点什么买卖。从农贸市场到门市部到百货大楼,到街头巷尾的小摊,母亲父亲没少费心。经过一番又一番商量,经过一贯有买卖头脑的父亲的同意,母亲最终选择了在街道里倒卖水果。这样,母亲就从自行车到架子车,从苹果到梨、葡萄、杏、小瓜,在风里雨里,在冰天雪地里一做就是三年多。而且,在这三年多里,除过过年,母亲从没有间断过一天。
  三年里,母亲的身体开始微微发福,头发也开始有了些白发,但是母亲的精神很好,满年四季,几乎不吃药,不打针。三年后,父亲的工作基本赋了闲,加上母亲这三年倒卖水果所挣的钱,母亲便又和父亲商量决定在城里的闹市处开了一个门市部。门市部经营服装鞋袜,也经营烟酒百货。门市部,白天黑夜大多时候总是母亲守着,父亲只要没什么要紧事既然也在门市部了。这一守,细细一算啊,母亲竟然又是守了五年。1997年,由于门市部地处的地段要规划修建,47岁的母亲便忍痛割爱放弃了经营了五年的门市部。在门市部即将关张期间,也就是1996年秋后,母亲父亲在城里城外四处查问,最后在城北七里外的王家湾村花两万七千块买了三眼崭新的石窑。按照当时城里人修建的标准,也依着母亲的意思,三眼崭新的石窑,每一眼窑里都铺了地板砖,炕围子也都贴了瓷砖,窑壁(过洞)都安装了柜子;三眼窑的窗户都是油漆漆过的,而且小窗上都安装了满窗子的玻璃;而且还圈了墙盖了大门,院子里还打了水井,盖了三间简易房子。
  装修停当,母亲不忘在左面靠墙的地方再给自己平整一块儿园子。这块儿园子,父亲起先是不怎么同意的,他说城里的地方不像石嘴驿中学(园子)那么宽展,更不像农村老家王家砭(院墙外)随便就能平整一块园子的,再说眼下的城里人谁还种菜呢。尽管父亲说是这么说的,但母亲还是背着父亲偷偷地抱来了人家遗弃的砖头,加上圈墙盖大门剩下的新砖,再提几筐土,最后还是砌起了一个块儿园子。虽说这块儿园子还不足一盘炕大,但母亲还是有计划地种上了四五棵柿子、三两棵黄瓜和一小畦儿韭菜。这便是母亲的第四块园子,许是母亲她真的是老了,闲不住吧,不管把家搬到哪里总要为自己平整一块儿园子吧。
  王家湾村子里,向阳的那一院三眼石窑的院子里,我们来到城里的第二个新家,母亲生活了十年,在2007年的二月,我们把母亲的家搬到了正北面的废弃了的砖瓦厂。原因是,父亲不晓得听信了哪个风水先生的话,说王家湾的地方住过十年以后要出大事,而且是伤及生命的大事。57岁的母亲,本来是不想再把家搬来搬去再折腾了,没奈何,母亲,最终只能依着父亲的意思把新家再一次搬到正北边,国道上方原砖瓦厂新修的二斋两眼新石窑里。二斋朝北数第四个枣红色瓷砖大门里便是我们的新家,两眼装修一新,窗户玻璃透亮的崭新的石窑,地板砖要比王家湾那边的大一些,窑壁上也安装了柜子,而且贴了瓷砖的炕前,依着母亲的意思还装修了木隔断,木隔断上就摆放了一些母亲喜欢的工艺品,以及她放大的早年里的照片儿。
  两眼窑的院子里,靠大门南侧盖了一间小房存放生活杂物,夏季也可以做饭。两眼窑的院子,是水泥打磨过的,虽不是很宽敞,但的确很整齐,遇到天阴下雨,也照样干干净净,总也给人舒心的感觉。两眼窑的院子,的确是够小的了,然而母亲还是固执地在靠北的墙根儿亲手砌起了一块儿园子。
  母亲说,她晓得城里的地方金贵,她也晓得城里人多数都不种园子了,但对于母亲,她要是不营务一块儿园子,就觉得生活似乎短缺了什么似的。原因是,这院子里铺有自来水管道,原因是,砌一块儿园子浇水方便,原因是,红的绿的园子满年四季好看,原因是……总之,母亲有太多的理由,最终还是在两眼窑的水泥院子里,用砖挽成花栏儿,砌起了一块儿像是只属于她自己的园子。这,便是母亲的第五块儿园子,是母亲来到城里的第三块园子,也是母亲一生中最后的一块园子。
  56岁的母亲,把家从王家湾搬到砖瓦厂时,大哥、我和三弟早已先后就业成家,也早已有了自己的孩子。许是由于工作,或是忙于生计的借口吧,我们总是和母亲聚少离多,甚至多到个把月,或是大半年不打一个照面儿。老话说,“娶了媳妇忘了娘”——这话看来是对的,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个做儿子的全都坏了良心吧。一个家庭,又一个家庭,个把月,或是大半年也不踏进母亲的家门,也不询问一句母亲的生活缺少什么,身体还健康不健康,既然就冷落了母亲,也使得母亲一下子就孤独了,没有了依靠。而加上一贯像是好东奔西走的父亲,又大多时日不在家,母亲的孤独落寞,伤心寂寥,大概也就只有她老人家自己晓得了。
  外婆,她老人家是2006年腊月得病仙逝的,母亲,也由此像是一夜间老了很多,头发多半儿花白了,发福的身体,行动起来也远远不如了从前。后来的母亲,除过一天两顿饭,似乎就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后来的母亲,她把太多的时间都耗在了园子里——靠窗的那一块儿园子。仿佛,她孤独落寞的生活只有这园子能够理解似的。
  这块儿园子,母亲是特别上心的。她不光用砖砌成砖栏儿,而且砖栏上面还用水泥打磨过,打磨得既平整又光滑。这块儿园子,虽也是不够大,但土质很好,都是母亲提着筐在脑畔后面的庄稼地里一筐一筐提来的,而且还上了粪;粪,有鸡粪、猪粪和牛粪,是搅在一起的,也是母亲提着筐一点一点儿拿着小铁锨拾来的。
  等到来年播种季节,满院子的阳光下,母亲踏着铁锨翻过地,拿着耙子平整好三畦园子,然后或弯着腰,或干脆就蹲在园子里,一边端着茶缸浇水,一边栽那些买来的柿子、茄子和黄瓜苗苗。园子,实在是太小,太小了,栽上四棵柿子,四棵茄子和六棵黄瓜,就别再企图栽上别的什么了。柿子、茄子和黄瓜苗苗栽好了,要它们更好地成活,母亲会捡来手掌大一点的石片儿,两块两块拢在苗苗上,这样即挡住了阳光,还能起到保湿的作用。柿子、茄子和黄瓜苗苗都栽好了,一棵一棵端端正正地站在那里了,但母亲总是觉得缺少了什么,老是心里不畅快。玉米,显然是没地方种了,但是韭菜——韭菜总可以栽点儿吧!想到了韭菜,母亲便又在靠窗的砖栏那一端,拿砖头垒起矮于二尺高低砖栏半尺的约二尺见方的一小畦来。倒进去两筐土,倒上点粪,再细细一平整,一畦韭菜就有了着落。
  韭菜有了着落,而且也活了,是绿绿的,鲜活鲜活的,再久久地看着那满园子的红的青的柿子,绿的紫的茄子和细的粗的脆生生的黄瓜,母亲心里就踏实了,而且脸上的笑容是别样地愉悦和幸福,仿佛她的生活又满是乐趣和生机,仿佛她的生活就不显得过于单调,或者是孤独了。
  如果,生活不要再出什么状况;如果,时光能永久地停留在那里;如果,全能的上帝真能掌控世界的一切,包括生命,那么,母亲该是怎样地快乐,怎样地幸福与健康;那么,我的生活里又是充满着怎样的快乐与幸福;那么,母亲的最后一块儿园子呢,又将会是怎样地满是一片儿绿意和一片儿生机。然而,我不能自已,我们的生命最终是微不足道的,我们无可奈何,我们束手无策,我们的生命最终是不能挽留住母亲的。在无形无影的病魔面前,我们一个个犹如孩童般只能以泪洗面,惶惶不可终日,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魔夺去母亲的生命。
  2011年,立夏后,在一个阳光洒满窗户,洒满院子,洒满母亲的园子的早上,母亲,骨瘦如柴的母亲,病入骨髓的母亲,沉沉地睡去了,永远地睡去了。2011年四月十二,母亲再差七个月就满62岁了,然而母亲最终还是在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走了,而且走得匆匆,太匆匆。
  至此,窗前砖栏里,母亲的那块儿园子也荒了。
  四月,春来城外胭脂凉
  相对于别的地方,比如沿海地区,陕北的春天来得较晚一些,要是下过一场薄薄淡淡的雪,下过一场蒙蒙软软的雨,陕北的春天还是来了;四月,春来城外,犹如谁家的新媳妇儿一般含着羞就来了;四月,春来城外,又犹如北方后生光着的膀子就亮了起来。
  四月,春来城外,在农民工“叮叮当当”的敲打声中醒了;四月,春来城外,在农人“么儿么儿”的吆牛声中醒了;四月,春来城外,在后生们的呐喊声里醒了;四月,春来城外,在姑娘们的红衣绿裤里醒了。四月,春来城外,“麻麻草”泛着绿意,活了;四月,春来城外,柳梢抽着软软的嫩嫩的绿,亮了;四月,春来城外,桃花、杏花泛起了暗紫色的花骨朵,红了、粉了、白了。
  四月,春来城外是那么意外,人们还没有做好迎接的准备呢,竟然就悄悄地来了!
  有诗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描写冬日落雪的绝佳意境,我倒更愿意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来描绘四月,春来城外那一坡、一山盛开的桃花、杏花、梨花。有人说,桃花、杏花、梨花开在城外一坡一山的像极了落雪;像极了一群又一群绵羊;又像极了粉的、白的大蘑菇,和粉的、白的云朵,……四月,城外春来,正是因了这粉的、白的桃花、杏花和梨花,许是才有了那”最美人间四月天“的惊叹吧。
  没有了雨,也觉不到风声,又没有别的嘈杂,阳光呢暖暖地洒满窗户。挑花、杏花、梨花,妆扮谁家的山坡?又缤纷了谁的世界?四月,春来城外,烟火丝丝缕缕,如泣如诉,行人三两个,匆匆!
  像是受到了感染似的,我轻轻地推开窗户,望着对面满坡满山开得极粉极白的桃花、杏花和梨花,望着三三两两挎着篮子走在花下的人们,和那丝丝缕缕的烟火,还有黑色白色的蝴蝶在燃烧,听那似笑非笑,似唱非唱的哭声,我像是又犯了错的孩子,茫然了。
  父亲的叮嘱,我是从来都不敢忘记的。
  这是母亲去世后的第五个清明,和往年的清明一样(我总是在清明前要剪短头发),我总是洗漱停当,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有条不紊地收拾齐整香、纸钱,奠酒、烟花,以及红的绿的水果,再走出门,向着城外走去。
  城外七里庄,向左拐过秀延河上的石桥,走一段硬化过的路面,踏着黄土路,一步一步向着那座熟悉的,甚至是亲切的大山半山腰走去,一步一步向着那两颗常年葱茏的古松走去,这当儿,满破满上的全然是开得芬芳的桃花儿、杏花儿,花下自然少不了有蜜蜂、蝴蝶,嗡嗡地闹着,欢快地舞着。
  爬上一道陡坡,走过一整块儿开阔地,绕过两个较为陡峭的弯道,再向右走一段梯田地,荒草凄凄间,母亲的坟茔便一下子闪现在我的眼前。母亲坟头的土,已经变成了灰褐色,和四周的大地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了;母亲坟头的荒草,也和四周的荒草变成了一个颜色,灰灰的,凄凄凉凉的。母亲的坟茔两侧,是我三年前栽上的侧柏,在整条梯田地里显得很是精神;母亲的坟茔两侧,以及整座山上,全然是粉的、白的桃花和杏花,还有梨花,开得那叫一个绝美、动人。
  点燃烟花,献上果品,焚烧罢香和纸钱,跪倒在母亲的脚下,默默祈祷一番,母亲的音容就仿佛和生前一样。烟火缭绕间,香、纸钱的味道扑鼻而来,是夹杂着桃花、杏花的芳香扑鼻而来。
  那边,桃花、杏花和梨花掩映的坟茔间,有三三两两虔诚祭拜的年轻女人,是在一股一股的烟火缭绕间,又听得她们似唱非唱,似笑非笑的哭声:……
  年年清明,花开花落花满天,今又清明,老了光阴老了容颜。念一句:“日月如梭,春来城外胭脂凉;光阴匆匆,春来城外花开柳新”,再望一眼那边桃花、杏花掩映间的图画,听一声似唱非唱,似笑非笑的哭念,我便转身急匆匆穿过梯田间弯弯的小路,向左一拐走下土坡,向着那一整块儿平地走去,向着满城春色的城里走去。
  紫色花开
  秋来,雨是最寻常的。秋雨一来,天就灰灰的,犹如一个孩子灰灰的心绪一般。秋来,北方更是如此。
  雨,绵长又孤寂地在门外下着,时儿静得惊人,时儿又滴滴答答,总让你不安。中秋,这个盛大的节日,虽是过了,但幸福或是忧伤的滋味还远远没有散尽。
  听,门外时急时缓的雨声,又使我记起那满眼的紫色花来。
  谁说过,中秋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我并不记得,我只知道,要过中秋了,是一定要回家的;是一定要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儿的——这件事儿,与我的生命一般重要。
  明天就是中秋了!在农村当老师的我,像别的老师们一样,收拾一点随身的行李,走过新铺了草坪的操场,向着我熟悉的城里走去。
  父亲,虽是六十七岁的人了,但由于头发是才染过的,又穿了一件崭新的白衬衣,一点儿也看不出衰老的样子来。许是要过节了吧,他看上去显得反倒要比往日里更精神的。上灯的时候,听到了大哥的一声喊:文涛,你到我窑里来一下!有大半年没有见到的大哥一见面就问我:明天什么时候给妈去上坟?
  给妈上坟——大哥的回来,尽管让我觉得很意外,但我心里是踏实的,毕竟明天给母亲上坟,我不会觉得像清明那般孤单了。接过大哥递过来的一支烟,点着,抽一口,我下意识地低下头来,像是自语一般:给妈上坟,明天早上等太阳露头就去。
  月饼,是父亲和继母用烤箱烤的,吃起来尽管很不错,但和母亲那些年在大铁锅里烙的味道相差太远。一早起来,吃一个月饼,喝一杯白开水,等太阳一露头儿(据说,太阳出来后鬼门才开的),便开始收拾上坟果品、奠酒等零碎。
  走进父亲的窑里,继母和父亲正坐在沙发上捏饺子,他们的脸上满含着快乐与幸福的笑容。要不是和父亲打一声招呼,我是多么地不愿意打扰他这样的生活。现在就给你妈去上坟呢,还是吃过饭去?出于一种习惯,我下意识地望一眼挂在后墙上的母亲的遗像,再看看案上摆放整齐的饺子,然后看着父亲淡淡地笑着回答说:现在就去。
  秋日的阳光,已经洒满了窗户,洒满了院子,节日的味道荡满在窑里和院子里。我回答了父亲,带着父亲递过来的月饼、奠酒和一些熟肉,和大哥一起出了门,骑了一辆摩托车向着城南熟悉的那座大山走去。
  山路陡峭弯曲不说,两边全是冲垮的沟渠,沟渠的两边全是茂盛的庄稼和杂草,山路一下子就显得破破烂烂,又狭窄异常了。加上厚厚的尘土,一不小心摩托车不是滑倒在沟渠里,就是卡死在半山坡上。
  步行爬上最陡峭的那段坡,摩托车又缓缓地向着山上走去。过了一段开阔的庄稼地,再爬上一道土坡,向左一拐,拐过平展的杂草丛生的梯田地,母亲的坟墓就闪现在眼前了。
  说是梯田地,事实上早已成了一大片坟场。逢年过节,除过来祭拜自己的先人以外,大概再没人愿意踏入来这里一步了。
  和清明、端午相比,这一大片的坟地确实是够凄荒。桃花儿、杏花儿、槐花儿的确是早已落净了的。一种叫枝枝草的,一种叫蒿草的长势很是茂盛;一种叫打碗碗的,一种叫不起名字的紫色花开得欢天喜地,热闹非凡。最热闹的还数那种叫不起名的紫色花儿,她开得紫蓝紫蓝的,像宝石,像玛瑙,又像是谁的眼睛,幽幽的闪着灵性的光。
  窄窄的小道,没有了,满地儿全是紫色花儿。一大片连着一大片,她开得热热闹闹,又红红火火,不是万不得已,是谁都不愿意把脚踩上去的。
  母亲的坟头显然已经十分地旧了,早已没有了五年前那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了。就连青石砌成的供桌也已开始风化了,就连倒在坟头一侧的桑树枝干儿(丧棍儿)也已是朽坏了的。两年前清明,载上的七棵侧柏,有一棵枯死了,其余六棵分别站立在两侧,于杂草间分外地绿,分外地亮。
  这,又让我觉得了一些踏实。
  点燃一挂鞭炮后,在一股烟火里,和大哥把果品一样一样细细摆放在供桌上,洒上奠酒,把大小面额的纸钱儿烧成灰。又在一股烟火里,和大哥跪倒在母亲的坟前磕了头,我们各自点着一支烟抽着,久久地伫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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